请简单说说乌台诗案
宋神宗元丰二年，御史中丞李定、舒亶等人上表指斥苏轼谤讪新政、讥刺时政，神宗派人到苏轼任职的湖州，将他带回京城，投入狱中，关了四个月。后被放出，贬往黄州，充团练副使。
“乌台诗案”作为一场文字狱，是大家都熟悉的。但多数的介绍，皆强调的是李定、舒亶的恶劣作用，而神宗皇帝似乎还比较宽厚，仅仅是将苏轼贬到外地而已。
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“乌台诗案”，首先是苏轼得罪了神宗。他的《湖州谢上表》所言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”是对神宗发牢骚。
更重要的是，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。他的诗句“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”， “岂是闻韶解忘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” 确是讽刺青苗法和盐法的。而这讽刺，也是对神宗的讽刺。今天，我们大都将那次变法称为“王安石变法”，实际上，变法神宗的旨意，王安石不过是顺应神宗而行事。苏轼讽刺变法，就是讽刺神宗。
因此，皇甫遵到湖州时，苏轼和全家都觉得大祸临头，他入狱后也觉得凶多吉少。
苏轼是有可能被处极刑的。得以保全，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：
一是，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。这倒不是说，有此惯例，神宗就完全没有杀人的权力，帝王的权力是无限的，他可以遵守“惯例”，也可以“破例”。问题在于，若是破例，那就是非常大的事。再说，苏轼文章名满天下，他虽有权力杀苏轼，但这要付出很大“处罚成本”，神宗不能不慎重。
二是许多人的营救。包括宰相吴充，身患重病的曹太后。其中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言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可说有千钧之力。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这话说的是圣世不能杀才士，反过来，就等于是说：若杀了才世，那你这个朝代就不是“圣世”了！对此，神宗不能不考虑。
三是李定、舒亶、王圭感情用事，为让神宗下决心杀苏轼，在找根据方面有些过分。如指控苏轼《杞菊赋》是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，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，“生而盲者不识日”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，讽刺考生不通儒学，等等。这样，反而对苏轼有利了。 还有，这些人夹带私心，想用这个机会将自己的政敌统统处理，如舒亶奏请将司马光、范镇、张方平、李常和苏轼一律处死。这种“扩大打击面”的事，很不聪明。神宗杀一个苏轼都很费思量，可舒亶竟然让他一下子杀这么多的人！这很愚蠢，他们显得愚蠢，这对苏轼有利。
结果是，苏轼免于一死。
附：处理好长句子是播报新闻的基本功
尽管一贯提倡广播语体句子要短、要口语化，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常常面对长句，尤其是播报来自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时，一些连看着都费解的长句，也会不时的出现。
处理长句子，这就要求我们能用有声表达将其语法关系准确化，将其内在逻辑联系明朗化，将其语句目的鲜明化，使听众一听就懂，甚至比看的还明白。
处理长句子，首先是在搞清语意和语法关系的基础上，安排得当停与连，即安排好气口，避免造成语意含混或错误。如下面这句话，若采取不同的停连处理就会造成语意的含混甚至完全相悖的意思：“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指责以色列企图破坏中东和谈基础。”这样处理语意是对的；若是处理成：“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指责以色列l企图破坏中东和谈基础。”就会造成阿拉法特既指责以色列又破坏中东和谈基础的误导了。
为了使语法关系明确，语意又能贯通，处理长句子时常常使用一种似停非停似连非连的“挫”的方法（在很短的时间内声停气不停），或是用“抢气”、“就气”、“偷气”一类不明显的换气方式，并辅以语流曲线的细微变化来表现词语关系或语句关联。
处理长句子，还要在明确语句目的的基础上，精选重音，避免因重音过多而使受众注意力涣散，最终不得要领。 |